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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场参观，最终改变了中国导弹事业的方向，也点燃了一场自主科研的星火......
那天，中科院上下几乎全部出动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更是亲自到门口迎接，这迎接的不只是一个归国的科学家，而是国家未来的希望。
那一刻，空气里满是肃然与庄重，新中国科研体系的一块基石，终于回到了它该在的位置。
但令人意外的是，钱学森报到后的第一份任务，并不是去中科院某个研究所任职，而是接到了一项“似乎与专业不太相干”的安排，去东北考察工业和军事体系。
钱学森对此起初颇感诧异，轻声问了句：“不是应该让我尽快投入科研工作吗？”
钱学森听罢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既然这份任务来自周总理，那它必定有其非比寻常的战略意义。
在那个年代，东北是中国重工业的心脏地带，煤铁遍地、厂房林立，被誉为“共和国的钢铁长城”。
而这次行程的核心，正是评估我国能否在当前的工业基础上，着手发展导弹等尖端科技。
对于外人来说，这样的任务抽象又庞杂，但对于钱学森而言，这是一场极具战略价值的“现实审判”，中国准备好了吗？他必须给出答案。
刚抵达时，哈尔滨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，但朱兆祥的笑容却暖得很，让人忘记了这凛冽的寒风。
朱兆祥是中科院派来全程陪同钱学森的联络员兼护卫员，他年纪虽轻，但处事沉稳，一路上对钱先生照顾得极为周到。
“我记得，我有两个朋友，现在就在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教书，不知是否可以抽空见见？”
这两个朋友，一个是庄逢甘，一个是罗时钧，都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期的至交，如今都在哈军工任教。
“哈军工”，是中国第一所陆海空三军联合军事技术学院，由大将陈赓一手创办，级别极高，管理极严。
按照惯例，只有省部级及以上的领导才被允许进入参观，朱兆祥当即表示，此事恐怕要请示一下。
“我这次来东北，不仅是执行任务，也是回来看看国家发展的根基，我这两个朋友，多年未见，他们既是我熟悉的战友，也是在一线工作的工程师，了解他们的工作，或许比看几台机器更有意义。”
很快，北京方面便传来指示，特批同意，准许钱学森参观哈军工，并安排最高规格接待。
1955年11月25日，一辆军用吉普悄然驶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前，车门打开，钱学森缓缓走下车来。
他本以为，这样一所军事学院的接待工作，交给一位校办主任或院系负责人即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惊动了陈赓亲自从北京赶来。
“听说您想来，我怎敢怠慢？这哈军工是我一手筹建起来的宝贝疙瘩，您是国家请回来的宝贝先生，我当然要亲自接驾。”
入国不久，他就频频感受到国家对自己的信任和重视，但今天这份“迎接”的阵仗，仍让他内心翻涌。
几人走入实验楼内，只觉室温尚好，空气中却隐隐有机油和金属的味道，这是技术单位特有的味道。
走廊两侧，一间间实验室紧闭着门，门上挂着牌子：“燃气推进实验室”“惯性导航测试台”“结构材料分析间”……
在其中一间实验室里，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教师正埋头调试一个小型火箭发动机模型，周围摆着许多拆解的零部件。
“这里的支撑点角度偏了几度，压力会集中在舱体后缘，时间久了容易疲劳断裂。”
他低声回道：“这个设计是苏联专家定的，我只是按图操作，暂时不好自行修改。”
那是冷冰冰的机器，却也折射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实，祖国的科研大厦才刚刚起步，而这第一砖一瓦，竟还有太多的影子不是我们自己的。
实验楼外的国旗在雪中微微颤动，就像这个国家刚刚点燃的火种，在风雪中倔强燃烧。
而钱学森，这位科学的引路人，似乎在这冰冷的风中，看到了一个尚未觉醒的时代，正准备从依赖中挺起自己的脊梁。
这场考察原本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，可他知道，自己白天在实验室里的那一瞬动容，已然在心里种下了一粒不安的种子。
两人都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旧识，一个是他指导过的博士生，一个则是他多年的科研好友。
陈赓显然早有安排，席间话题从当年的留美经历、回国后的生活状态慢慢转向科研工作，再过渡到对导弹技术的探讨。
这种过渡近乎巧妙到看不出痕迹，直到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陈赓端起酒杯，眼睛却紧紧盯着钱学森：
“钱先生，有个问题，我琢磨了很久，今天借着酒劲，就斗胆问一句，您说，我们中国人，能不能搞出自己的导弹来？”
他略带怒意地反问：“怎么不能搞？外国人能搞，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？难不成，我们比他们矮一截？”
这句话，看似只是饭桌上的一句即兴表态，但对于在场的人，尤其是陈赓来说，它却像是一枚重磅炸弹，砸进了他们心中的某个结点。
这不是一句空洞的豪言，而是出自一位科学巨擘、深谙导弹技术精髓的顶尖专家之口。
临上车前，他压低声音问道：“钱先生，您刚刚说‘能搞’，是客气话，还是有底气？”
“不是客气话，是我真心话，如果国家真想搞，要把路子一步一步规划出来，只是，咱们得下定决心。”
若说此前对中国能不能搞导弹，他心中尚有犹疑，那么钱学森这一句话，无疑给了他最强大的信心。
第二天一早，朱兆祥便带着钱学森启程南下，继续完成此次东北工业考察的任务。
而陈赓，则第一时间将这次会面过程写成详细报告，上报给军委办公厅，并亲自向彭德怀通报了情况。
“钱学森认为，我国完全具备独立研制导弹的基础，只需政府统一规划，集中资源，迅速起步。”
“科学上的事，我不懂。但钱学森若说能干，那就真能干，我们不能再等了，得马上行动。”
随后，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，筹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，全面启动中国导弹研发的总体部署。
而这一切的“引线”，正是那顿看似平常却实则重如千钧的晚宴，是钱学森那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。
他坐在昏黄的台灯下，身边堆着从各地调研带回来的技术资料和会议记录，手边的笔记本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字：
钱学森没有想到，这句话像一颗小小的火种，一旦点燃，便迅速引起了的强烈反响。
与此同时，朱兆祥也被紧急调入陈赓的住所，在一间并不宽敞的书房里，面对着正在低头读报告的陈赓。
读到此处，他忽然将手中的稿纸一拍：“说得好！我就等着有人能把这话说出来！”
他从一开始就清楚，哈军工的师资力量在初建时的确薄弱，为了迅速成型，不得不大量聘请苏联专家，甚至有些课程、设计图纸、实验方案，全都依赖对方。
但他更明白，这样下去，中国永远也培养不出自己的工程师，更别提真正意义上的军事科技自主研发。
那晚，陈赓亲自写信给彭德怀元帅，详细阐述钱学森的意见，并附上自己的看法。
而这一切，正是源于那次短短一日的参观，那句朴素而坚定的话语，“外国专家太多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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